在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破坏而退化或人为干扰的情况下系统功能弱化，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通过植树造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动物迁徙通道建设，而人为改善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还有一种情况，不需要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是减少对系统的干扰，例如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湖、还草、还湿、休渔，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而使生态资产保值增值，从而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升生态产品（例如洁净的水）和服务（例如保持水土和生物多样性）的产出和供给，对生产力的保护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提高而形成的社会收益。
污染防治和废弃物利用所形成的减少生态损失和增加生态产品的双重生态红利。例如废旧电器回收利用、垃圾发电、利用农作物秸秆发电、生产饲料肥料建材、中水回用等，不仅保护环境，而且提供就业，增加收入。具有生态属性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有机农产品、节能产品、风能光能利用产品和服务，而提升的社会总收益。例如太阳光伏发电，其设备的生产、运输、安装、运行维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增长点，所提供的零碳能源服务，是气候友善的，不会恶化气候环境。当然，太阳光伏设备的生产需要减少和避免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
自然系统是非均质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在一些情况下构成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灾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建造生态廊道、人工湿地，而减少生态损失和风险，例如海绵城市的建设和维护等，提升的系统稳定性所保障的系统收益以及所增加的就业，也是具有生态属性的一种红利。
增加生态产品供给的主要途径
如何释放生态红利，增加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呢？首先是打造绿水青山发展生态红利。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退化的绿水青山，能够自然修复的，自然恢复优先；自然修复困难的，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以科学手段加速打造绿水青山。河北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人工投入加速生态产品和服务生产的成功个案。对于生态功能比较完备的绿水青山，则要保护，能够提升的，则要改进提升。从而保护和发展自然生产力。
其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激活和释放生态红利。自然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明确生态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从而激发生态资产的红利释放。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尤其是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和自然生态的监管，确保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第三是“绿色发展”、“绿色崛起”转换并获取“生态红利”。新旧动能的转换，是需要找准新的增长点。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可以有效支撑和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促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在传统工业制造业领域，获取生态红利。
消费模式转变发现和拓展生态红利。消费者是重要的生态红利的发现者和市场推手。分布式能源、纯电动汽车、垃圾分类，没有消费者和公众的参与，生态红利就没有市场。这也表明，需要激活市场扩大供求实现生态红利。
生态创新推广应用生态技术放大生态红利。发现野生海水稻，如果没有技术研发和创新，海水稻的种植规模和产出，显然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划定生态红线保障生态资产而溢出生态红利。生态安全屏障，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态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十九大报告明确列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原因。有些红线的划定，看似对经济产出有不利影响，但却是生态红利的基本保障。例如面积在数百平方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不仅是濒危动物得到保护，而且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自然生态产品的生产，具有巨大的生态红利。
控制污染改善环境，消除生态负债，保护生产力，复原生态红利。治理历史积累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肆虐华北地区的雾霾，需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才能打赢蓝天保卫战。如果地表水的治理看得见，受到污染的地下水的治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只要从源头上消除污染，地下水质必然会不断提升。加强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事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必须要加大力度，消除这些生态债务，使自然资产得以恢复，生态红利得以复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产和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从而实现平衡和充分的发展。作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还要为全球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提供中国方案，保护全球生态安全，增值国际生态红利，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潘家华，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